受益人指定 保险金不作遗产处理

[13]参见魏定仁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182页。

质言之，只要逮捕通过了目的正当性审查，即自动具有手段的适合性。其次，在手段分析内部，应先考虑手段效度的有无，若手段无效即应排除适用，无需考量干预程度。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目的性审查从形式上限制逮捕目的，一定程度上可以制约提请逮捕的随意性，促使侦查机关更多地关注社会危险性因素，而非局限于案件证据等实体问题。其结果是，内含阶层秩序的比例原则被立法重组为了一套更为庞杂、更为概括、不分顺序的条件集合：其一，纳入了与干预正当性关联不大的证据条件。质言之，逮捕条件无论做何种排列组合，皆无法达到比例原则审查能够实现的正当化效果。不过，平面化的逮捕条件与阶层化的比例原则并无矛盾，两者在同一审查体系中可以而且应当得到调和。

[22] 孙茂利、黄河：《逮捕社会危险性有关问题研究》，《人民检察》2016年第6期。构建逮捕审查的正当体系，允宜回归比例原则的阶层审查，将相关逮捕条件及具体法定因素纳入诸审查层次予以实现。将它从概括限制条款建构为一个概括权利条款，不仅能为一般行为自由确立宪法文本上的依据，更会影响到《宪法》第二章整体的体系安排，尤其会影响到对我国宪法上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认知。

它的实益，不仅在于能为一般行为自由确立宪法文本上的依据，而且更有助于促进人们对我国宪法上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正确认知。区别化限制模式的特点，就在于它是根据基本权利的不同性质而对立法机关的形成自由设定了不同的标准和界限，其主要目的在以更详尽的成文规定方式来授权并限制立法者，使其不致会有滥权之可能，[58]从而能达到更有效拘束立法机关、保护基本权利的目的。[28]参见注[12]，第136页（该部分由张翔撰写）。法律解释也是结果导向的[22]，这个解释结果使人不能不怀疑以人身自由条款作为一般行为自由保护依据的妥当性。

[41]See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 J. Riv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39，2002.[42]林来梵教授指出，此类一般行为自由与那些已经被类型化了的特别的自由权利不同，它们没有被类型化。进入专题： 基本权利限制 法学建构 一般行为自由 。

正因为一般行为自由所涵盖的领域过于宽泛，所以宪法对它的保护程度也就不高，似难有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换言之，《宪法》第35条很像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事实陈述，而第38条则更像是一个显露出强烈情感的价值表达。这个理论构建的主要不足，就在于它不是对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适当描述：一是《宪法》第51条并非适用于对所有自由权的限制，从而有失其概括之意。 摘要: 我国宪法学理论将《宪法》第51条建构为一个概括限制条款，这种理论建构不仅不能对宪法确立的诸多区别化限制予以合理说明，而且难以解释人格尊严的宪法地位。

[57]所谓层级化，是指就基本权利的限制而言，宪法分设宪法保留、宪法直接限制、法律保留和概括限制等多种类型，立法机关的形成自由在概括限制模式中最大，而在宪法保留中则几无立法介入之余地，其形成自由随着保留程度的增加而逐级递减，因此呈现出层级化的外观。显然，这种加重法律保留条款明显限缩了立法机关的形成自由，它当然也排除了《宪法》第51条的适用。[33]王锴：《环境权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此论诚然非虚，但如果更换一下比较的对象，则可能会有不同的结论。

[13]韩大元：《宪法学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由于宪法第41条所列举的限制理由只有诬告陷害，修宪者在宪法修改过程亦删除了以诽谤作为限制监督权的理由，这意味着立法机关在原则上不能以保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誉为由来限制监督权。

[33]第二，一般行为自由的保护范围甚为宽泛，而宪法对它的限制也非常笼统。不过宪法的含义并非停留在1982年修宪时的状态。

参见王锴：《环境权在基本权利体系中的展开》，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两者在规范方式上的这些差别虽然细微，但实有深意。这种限制模式见于《宪法》第34条的选举权条款、第37条第2款的逮捕程序条款和第40条的通信检查条款。申言之，宪法根据基本权利性质的不同，对单项基本权利规定了不同的限制方式，有的由宪法直接限制，有的则授权立法机关限制，有的没有规定限制，有的则规定了概括限制，这是一种层级化的基本权利限制体系。第三，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宪法》第41条规定，申诉、控告和检举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这些行为的类型化程度很低，甚至根本无法类型化[42]，如果都要坚持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恐将是这个原则所不能承受之重——地方政府对广场舞的规范，总不能也要求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吧？由此观之，对一般行为自由的限制无须法律保留原则，惟其依然需要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它的存在，不是为了对基本权利予以限制，而是为了对宪法所未列举的一般行为自由提供保障。

从文义上说，本条上的不得是典型的限制性语词。[12]不过，将人权条款视为未列举权利的规范依据，虽然简便易行，但并非没有宪法理论上的难题。

从体系上说，本条位于《宪法》第2章所列各项基本权利之后，而又在基本义务条款之前，显然意在于对各项基本权利予以限制。[59]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

其一，就修宪者的原意而言，《宪法》第51条是一个概括限制条款，而修宪者设立这个概括限制条款，反映了那个时代修宪者对于基本权利的主导性观念，也即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只享有权利和自由而……不受纪律约束，就必然妨害国家、社会、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和自由[25]。（二）一般行为自由的限制与法律保留关于《宪法》第51条对一般行为自由的规范方式，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说明：第一，本条规定的宽泛限制，即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是属于一般行为自由的构成要件，还是对一般行为自由的外在限制？所谓基本权利的构成要件，大致相当于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也即哪种行为、状态或者制度受到基本权利的保护。 注释:[1]按照许崇德教授的记述，在宪法修改委员会会议上，有人建议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前面加上‘依照法律。[31]同注[10]，第96—97页。

本文业已论证，现行宪法并未采取纯粹的概括限制模式。为论述的方便，以下先从宪法有明文规定的地方说起。

[23]有论者认为，由于德国和美国宪法的概括权利条款都标明有其他权利，而我国宪法第51条缺少其他二字，所以这里的自由和权利更像是对第33—50条的概括，因此难以作为概括权利条款。未列举权利的概念和理论源自美国宪法第9修正案，它规定本宪法所列举的某些权利，不得被视为是对人民所保留的其他权利的剥夺或者取消。

当个人的某种行为无法为各单项基本权利条款所涵盖时，其即可诉诸《宪法》第51条而获得救济。德国基本法在单项基本权利之外又规定一般行为自由，是为了补充特定基本权利在覆盖领域上的漏洞。

因此，从总体上说，概括权利条款说既符合《宪法》第51条的文义，也合乎它在《宪法》第二章中的体系定位，还能获得人权条款在价值层面上的有力支持。从理论上说，法学上的建构虽然要以实证法素材为依据，但理论建构并非因之亦步亦趋，对《宪法》第51条的建构未必总要受制于修宪者的意志。按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解释，合宪性秩序指的是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符合宪法的一般法秩序。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

少一份保障，就少一份权利。因此，社会权并不存在限制与否的问题，而只存在法律保障是否有力的问题。

这个目的论的扩张有其必要，因为非此不足以证立国家安全机关执行逮捕的合宪性。从理论上说，只有当宪法所未列举的权利具有人权的基本属性时，方可将人权条款作为其规范依据。

因为两者在权利结构上的这种不同，所以宪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针对的主要是第二章列举的各项自由权，而非社会权。[5]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日]高桥和之补订，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4—75页。